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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楼上》被夏志清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誉为《彷徨》集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四部作品之一”，周作人也说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仅就其篇名就耐人寻味—《在酒楼上》，为什么不是《邂逅》，或是《在茶馆里》?  
　　我们知道，小说里的空间不是作家的偶然选择，而是他的精心选择和必然安排。空间不仅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舞台，还可以其自身的特点参与、影响小说叙事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里的空间是不可替代的。一定的故事总发生在一定的空间里，空间变了，故事也得跟着改变。那么小说中一石居酒楼这空间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第一，这是S城的一座酒楼。  
　　  
　　它为我和吕纬甫提供了一个聚会之所。S城是“我”和吕纬甫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战斗”过的地方。S城还离“我”和吕纬甫的故家都很近，可以故乡来指称它。正因为两个人充满斗志而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都与s城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我”还是吕纬甫。一到S城，怕都有万千感慨吧!S城的一石居酒楼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本就为天南海北的人们制造着相遇的机会，于是在“深冬雪后，风景凄清”的中午，“我”在“怀旧”心态的驱使下去“寻访”旧同事，去看看以前工作过的学校——是想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吧，然而旧同事见不着，学校也“于我很生疏”，那么到“我”和吕纬甫都“很熟识的”一石居来看看，是不是想补偿一下寻梦不成的失落呢?“我”到一石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吕纬甫也是为寻找“膻日的梦的痕迹”而来的，只是一样的寻梦，一样的寻梦不成，都最后收获了不一样的精神状态。无论怎样，还是这个在s城他们都“很熟识的”酒楼。在偶然中制造了他们相遇的必然。  
　　第二。一石居这个空间具有封闭性。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外在建筑空间与人内在的心理空间成反比。空间的封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人会更倾向于打开自己的心灵。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对话、言说的机会。而人们在言说中就有可能包含发生在不同空间的多个不同的故事。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目的是刻写中国人的灵魂，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他叙写的事件主要是以反映人的灵魂，精神为主的，我们可称之为“精神事件”，无疑，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说”。“言为心声”就是这个道理。而一石居酒楼就成了吕纬甫长篇诉说的绝佳场所。《在酒楼上》只有一餐饭的工夫，吕纬甫给“我”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给小弟迁坟，送剪绒花给顺姑。这两件事时空跨度都很大，吕纬甫不仅叙述完整的事件，而且还不时剖析自己在做这些事时的心态。事件容量和情绪容量都很大，不“说”是很难完成的。另外酒楼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人与喧嚣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因而比较清静。在一石居中仅“我”和吕纬甫是朋友，他们在酒楼上吃饭，除了堂倌送酒添菜外，想来不致被外人打搅，这不仅为吕纬甫娓娓道来近乎自言自语式的长篇诉说和我的默默倾听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能让“我”自始至终只关注吕纬甫一人的语言、神情等。前面说过。“我”与吕纬甫在s城一起生活过，有类似的经历并且曾经非常熟悉，因而吕纬甫的过去现在也只有在“我”的注视下才呈现出精神意义。像废园中的景物描写这一处就非常精彩、非常典’型。透过这玻璃窗户“眺望楼下的废园”：“我”看到“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对如此美景的反应是“很值得惊异了”，吕纬甫的反应是“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入的光来”。这当中“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意义是除“我”之外他人所无法了解，也无法明白的。斗雪盛开的梅花和“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红山茶，如果联系到鲁迅小说一贯的隐喻性，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先觉醒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对黑暗势力、对腐朽的封建传统的勇猛进击精神。“我”和吕纬甫当年都有这种精神。这对于正处于彷徨期的“我”和已经消沉颓唐的吕纬甫来说，都是颇能给予慰藉的。这段景物描写不仅形象鲜明美丽，它还与颓唐、消沉的吕纬甫的大段陈述形成鲜明对比，极其准确的复现了“我”在这时的具体而细微的情绪感受，并以此与吕纬甫的悲剧及“我”对吕纬甫悲剧的思想感受，与全文的主旨达到内在的和谐。
　　第三，一石居为吕纬甫敞开心扉提供了另一个催化剂——酒。  
　　  
　　谁都知道酒里含的酒精对人的神经有刺激作用，饮酒过量后，人的理性控制就会放松，会较平时更多的地袒露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平常所说的“酒后吐真言”就是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一个人时，就叫了“一斤绍酒”，到吕纬甫来时，“我”叫堂倌“再去添二斤”，后来又“叫堂倌再添二斤酒”。吕纬甫饮酒情况也是不停地在小说中出现，且程度是逐步加深：  
　　伴随着吕纬甫饮酒的是他不断的诉说，而他们青年时代的那些事只是简略地带过去了。在酒的刺激下，吕纬甫只深情款款地谈起了这次回乡为小弟迁坟和给顺姑送剪绒花这两件事。应该说，分别十年的老友见面之后有很多东西需要诉说的。但鲁迅却让吕纬甫选择了这两件事来叙述，用意何在?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这当中的缘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为了遵从母亲的意愿，或者说是为了欺骗母亲，但更多的却是吕纬甫本人从心底愿意。因为这两件事里面包含有他过去太多的美好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她非常盼望有朵剪绒花，……因此，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小说里的“我”又何尝不是呢?)但本是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模糊糊收场。这恰恰折射出“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五四”落潮后的痛苦：“五四”高潮期他们曾经慷慨激昂、奋发有为，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变革，但“五四”落潮后的黑暗现实却告诉他们奋斗的失败、理想的破灭，在痛苦的心境中，想追寻一些奋进的激情和从前的美好，这表明他们的进取、奋斗之心并未完全泯灭，但现实又是如此的让人无可奈何!这才是“五四”启蒙者在“五四”落潮后的迷茫、彷徨、痛苦的根源。但作者却用小说里找不到小弟的骨骸和顺姑的病死告诉人们。昔日的美好是无法追寻的。他同情吕纬甫但同时又以这种方式宣告吕纬甫追寻旧梦的失败。鲁迅想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彷徨犹疑，也不要到昔日去寻找安慰，而应该去继续追寻理想，找到新的路。小说结尾的一段就暗示了这点。总之，吕纬甫的长篇诉说得益于一石居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刺激物——酒，而酒则是酒楼这一空间的标志。一石居酒楼这一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和吕纬甫的相遇，也决定了吕纬甫要倾诉的事情，这就决定了这篇小说的主旨——写“五四”落潮后启蒙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彷徨。换而言之。一石居这个空间在小说中就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若“我”和吕纬甫在S城的街头偶遇，风雪寒天中，二人可能只是礼节性的数话寒喧，然后各走各的，就很难花几个小时去叙旧谈心。假若安排“我”和吕纬甫在“我”的家中相聚，家中不仅没有废园里象征着奋斗和进取的老梅和山茶花。而且“我”家也不能像过去“我”与吕纬甫常去的一石居那样能勾起吕纬甫对往事的回忆，还有吕纬甫在“我”的家人的注视下也很难向我敞开心扉，再说如果吕纬甫在“我”家作客，那么“我”及家人作为东道主，也不可能只是默默地听吕纬甫倾诉而不殷勤地劝请吕纬甫吃酒用菜，那么吕纬甫的回忆就很容易被打断。我们再设想一下，“我”和吕纬甫在茶馆相见，以茶会友，那投有了酒的刺激，见面后对“我”很客气的吕纬甫也不会那么容易吐露心迹，即使说一些事情也可能只是一些一般化的东西，而不可能像小说里那样选择能透视他现在的思想状态和灵魂深外的这两件事，由此可见“我”和吕纬甫只有相逢在一石居上，该酒楼的空间特点才使吕纬甫的长篇讲述成为可能，才能引入酒楼之外的众多事件，更好地利用“精神事件”。来形象地呈现吕纬甫的精神状态。《在酒楼上》正是讲述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心理空间——吕纬甫的精神世界。它叠加在酒楼这一实体空间之上，和吕纬甫的神情，和废园的景致，和小说开头“我”的心情等混杂在一起，就创造出了“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